他认为，‘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实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成员权、农地使用权三权并立。
近代以来，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宪制形式。我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应坚持以下立场和方法，逐步推进: 第一，事前预防为主，事后纠正为辅。
6.翟国强:《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观念与理论基础的变迁》，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三、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格局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10.郑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建议反馈实践:轨迹勾勒与宏观评述》，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宪法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在宪法上的必然反映，是我国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动态关系、协调改革与法治互动关系在宪法上的集中体现。唯如此，才能让备案审查成为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抓手。
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这一任务，积极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备案审查工作逐步有序加强。为此，必须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构建民间规范调查制度。
单纯依靠习惯来行事的前提是那些成为惯例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显然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法律现实主义者，也并不意图从实然(is)中推出应然(ought)，相反强调从实然中学习并改进之。法人类学的考察表明，通过一定的法律观念、宗教教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能够建立起勾连。这样制定的地方立法，往往脱离地方实际，缺少地方特色，不能传承本土法制经验，进而也缺乏可操作性。二是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
而在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容。鉴于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分属不同的规范系统，彼此对立，均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根据辩证逻辑的否定统一和自我扬弃规律，无论是民间规范还是地方立法，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向外寻找克服自身局限性的资源。
民间规范的社群性、传承性和经验性分别能沟通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固有性和执行性，又使得二者具备融合发展的可能。[48]Thomas W. Church, Jr., Examining Local Legal Culture,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urnal, Vol.10, No.3, 1985, pp.449-518. [49]O. W.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81, p.1. [50](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82]如果说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是二者在某些方面合二为一的同合发展路径，那么还需要二者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融和发展。[17]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48、69页。
尽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使用的是社会规范概念，但其所列举的社会规范与民间法研究中的民间规范基本是一致的。[11]陈文华：民间规则与法律方法——以比较法为视角，《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35页。[25](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而民间规范在补充地方立法的疏漏、促成地方立法发挥节制美德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地方治理中的定位和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
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因为，人们终究会在这些法律体系下找到相对应的机制。
法律文化学者的考察甚至表明，一个地方所固有的法律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该地方的立法，也深刻地影响着该地方的司法。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都是为一定区域内社会关系之定纷止争或调适所预设的规范，因此必须具备法律渊源的特征，才能成为司法者和行政者的规范选择。
良好的民间规范和科学的地方立法，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法治体系所应包含的重要内容，更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之推进所应倚赖的重要手段。[16]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对立孕育着二者的融合基础，这是二者对自身的扬弃，通过否定的融合，二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能够实现自我升华。例如，《淄博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少数民族公民死亡后，按照其丧葬习俗土葬的，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埋葬。如果地方立法融合类似民间规范的守成，不能说不是一种的创新。这一规定即属于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经由主体选择的补充的一种立法确认，它允许民间主体选择适用民间规范，从而补充地方立法之不足。例如，对于涉及少数民族生活、基层社会治理、文化传统保护等领域的地方立法，必须经过相应的民族习惯、乡规民约、社会风俗等民间规范的调查程序。
[67]地方立法基于理性建构主义的建构秩序形成机制，与民间规范基于文化进化论的自发秩序形成机制，显然存在融合的障碍。修正性转化是指将民间规范中明显不合理的部分予以改造后吸收进地方立法。
[79]王林敏：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8页。相互关系的行为模式需要规范：惯例被转变为习惯，习惯最终又被转变为法律。
转化是指在对民间规范进行衡量之后，剔除其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或者加以部分改造，吸收进地方立法的一种方式。[10]也就是说，在新分析实证主义看来，规范法学只是在法律概念意义上不承认制定法以外的法律多元，在法律渊源和法律方法意义上，规范法学从来不否认规范多元，因此，法律多元不过是规范多元的一种。
二是地方立法受制于地方民意和地方治理政绩的需求。[44]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21页。[44]从清末到民国，我国很多中央立法大量移植了西方法律制度，以至于西法东渐一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词。[81]但是，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并非是对民间规范的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良法善治的标准和要求，对民间规范予以衡量式的采纳。
[20]千叶正士，见前注[8]，第160页。【注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11]民间规范作为独立于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国家制定法的一种规范系统，即使不借助法律多元理论，在规范法学立场上，也是能够得到证明的。
通过认可的方式将民间规范吸收进地方立法，能够使得在一定地域范围的民间规范从具有社会实效的行动中的法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纸面上的法，进而在地方法治实践中又能够变为具备法律实效的行动中的法。哈耶克从文化进化和拓展秩序上论证了民间规范为何更注重守成：在逻辑上、心理上和时间上，本能比习俗更久远，习俗又比理性更久远。
当其它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却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地方立法，尤其是单一制国家的地方立法，则必须向上看，强调根据上位法来制定规范，执行性地方立法的直接依据是上位法，创制性地方立法亦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或相抵触。民间规范也应适时接受地方立法的规训和指引，从而尽力克服经验演进的局限，实现良性发展。例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参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公序良俗等，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概括性认可是指地方立法不直接列明所认可的民间规范内容，而是笼统地认定某类民间规范具备法律效力。法律规范的地方性与民间规范的社群性的融合，甚至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来源之一：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
从根本上讲，这个时期的全部文明是因循传统的，所以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法律制度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从来之事物事实上都是天然合理的——虽然确实受到更高道义的影响，但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二)民间规范的传承性与地方立法的固有性融合之可能 民间规范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传承性，其发展变迁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延续和传递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价值理念，并非道德哲学或自然法学上的价值理念，而是指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导向，亦即能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价值理念。[23]民间规范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功能，[24]具有记载习惯权利、分配权利与义务(或者权力与职责)的规范结构，是将民间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诸如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等区别开来的关键特征。
